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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孔雀王朝的艺术

在古代初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之后，印度大陆有数百年久后不再存在国家和文明，从西北方进入印度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过着部落社会生活，直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才在恒河流域出现一些奴隶制小国。这些国家由雅利安人建立，奉行婆罗门教，严守种姓制度。到公元前6世纪初，经百余年争战兼并，有些地区开始形成较大的国家，在印度北部有十六大国之说，史称列国时代。列国之中，位居恒河流域中部的摩揭陀国最称强大，逐渐兼并四邻而成霸业，到公元前4世纪，已有统一印度北部之势。在这时期，除了王权的强大，城市也在兴起，工商业活动增涨，已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据佛经所载，波罗奈城有巨商曾带领500商人入海采宝，最后到达锡兰；陆路大商队有时也以数百辆货车组成，蔚为壮观。王权加强与商业财富巨增开始破坏古老的婆罗门祭司阶级统治一切的制度，国王所属的刹帝利种姓不满婆罗门位居自己之上，许多商人出身于更下贱的吠舍种姓，也不满于婆罗门的特权及其说教。于是，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列国社会出现思想激荡、新说辈出的情况，新思想往往采取新宗教的形式如雨后春笋般蓬生，其纷繁丰盛之势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相上下，而佛教正是这类新宗教之一。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6或565-前486或485年），原为迦毗罗卫国王子，青年即离家出门，力求通过思想的领悟获得正道真谛。

他在波罗奈城附近伽耶的菩提树下冥思苦想49天，终得透悟而建立佛教。日后的信众把他奉为如来佛祖，实际上他这种强调思想领悟以得解脱的教义却带较多哲理，使佛教在当时兴起的众多新宗教中代表着比较接近大众、富有改革精神的一派，因此发展迅速，在他死时佛教团体已遍布城乡，颇具规模，富商王族也有信者。到公元前4世纪，佛教已是摩揭陀国内最大新教派，日后在孔雀王朝时期不仅全印各地皆有佛塔佛僧，且向国外传播，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佛教在东汉时传入我国，对我国文化艺术影响很大。

随着佛教的壮大，教团组织、教义经典和教理宣传也益趋规范化，并多次召开全国性的宗教大会以作结集，在这过程中，佛教艺术显然也是有关议题之一。不过，由于印度当时可称为艺术文物的载体皆是竹、木、绢、叶等易毁之物，庙堂僧院也全为竹木结构，因此数百年间竟无遗物传世，以至于学术界公认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至孔雀王朝的1500年间，目前尚无造型艺术遗物的发现。对于佛教艺术形成的探讨，目前也就只能出于推测，从孔雀王朝时期佛教艺术已初具规模的情况看，它的开始形成当在孔雀王朝之前。一般而言，像摩揭陀国那样城市繁荣，商贾如云，而国王贵族富商巨贾皆信奉佛教，寺庙经堂之盛也就可以想见。其实，早在释迦牟尼之世，就有舍卫城的富商以黄金铺满地面为价买下祗园精舍以供佛传教，这个精舍(包括同时期的竹林精舍、鹿野苑等等）可说是佛教建筑的滥觞。当然，这些精舍、亭苑不过就是当时流行的高级住宅，统以竹木为之，形制也无甚特殊。但是，作为佛教圣迹以后，它们在保存增修之余，就必须会附加不少用于崇拜、宣传的纪念物，这就是佛教艺术的开始，只是这些活动已无遗物可证了。在建筑方面，佛教逐渐形成三种形制：佛塔(窣堵波）、经堂(支提）、僧院(毗诃罗），以佛塔为最重要，而窣堵波或佛塔日后也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窣堵波形如坟丘，以藏有佛舍利(原指释迦牟尼死后遗体焚化的骨灰，后转为一切与佛体有关的宝物）而成为信众进香礼拜的圣迹，遂把坟丘修整为规范的覆钵形，顶上置伞盖，周边置围栏。这些佛教建筑可能有彩画、木雕之类装饰和纪念物，它们的制造与风格当与印度社会流行的民间工艺品相近，其中一些表现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的作品可能还借鉴民间宗教艺术。但这些最早佛教艺术自成一格的最大特点便是绝不表现佛像，即佛的人身形象，它严格遵守佛教不拜偶像之训，凡需表现佛像之处皆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甚至窣堵波等象征符号和图样暗示。所有这些佛教艺术的传统，后来都在孔雀王朝时期得到发扬光大。

孔雀王朝不仅代表着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还因这时充分吸收波斯、希腊影响而大量使用石刻工艺，使佛教遗迹和其他印度艺术遗物得以流传至今。原来，波斯帝国曾占领印度西北一隅，设省治理；后来希腊人灭了波斯，军旅直入中亚，最远达到印度河流域，在这一带和中亚建立希腊化的政权。孔雀王朝正是在印度民族反抗希腊占领的斗争中崛起的，其始祖旃陀罗笈多于公元前324年自立为王，担当起把希腊人逐出印度西北地区的任务，奋斗数年终获成功，并进而取代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建都华氏城(今巴特拉），统治印度北部广大地区。孔雀王朝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6年）把版图扩于印度中部，建立了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他笃信佛教，对文教建设也抓得很紧，印度艺术这时呈现第一次繁荣高潮。旃陀罗笈多和阿育王对外界都有较多了解，据说旃陀罗笈多曾会见希腊马奇顿统帅亚历山大，阿育王则谙熟波斯希腊文物，因此他们把力追波斯作为弘扬印度文化的一个目标，充分利用波斯希腊传来的技艺建设印度，尤以建筑雕刻方面为甚。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建设得非常宏伟壮观，但除了袭用印度传统的竹木结构技术外，最惊人的仍是广泛运用石造工艺，达到鬼斧神工的精妙之境。所以我国最早一位游历印度的和尚——东晋高僧法显就形容华氏城的建筑说："(此城）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城阙，雕文刻缕，非世所造"。他强调的也是"累石"和"雕文刻缕"，而这在印度艺术中是未之前见的，更不消说它们达到的那种"非世所造"的精美了。据说华氏城王宫中还有百柱厅之设，那更是直接仿效波斯的形制了。同样地，阿育王宣扬佛法、崇向文治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全国各地广刻摩崖铭文和纪念石柱，也与波斯影响有关。但应该说波斯影响只是提供了工艺技法和外在形式，掌握了这些技艺的仍是印度匠师，而他们用此表达的内容和风格则全是印度自身的，更不消说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建立的多达84000座的纯印度式的窣堵波佛塔了。

由此可见，孔雀王朝、尤其是阿育王之世制作的遗物构成了古代印度艺术最重要的一批代表。其中的摩崖铭文和纪念石柱现存者犹有30余处，摩崖铭文内容类似波斯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全属歌功颂德，但宣扬佛法则是其印度特点。摩崖铭文皆无浮雕，纪念石柱按波斯形制多有雕刻，有些石柱雕刻极精，皆充分采用了印度传统的形象和佛教象征。这类纪念石柱实际上是一种独立的纪念碑，以整块岩料雕刻而成，砂石表面高度磨光。这些石柱往往高达数十尺，重达数十吨(现存最大者重50吨），凿采、搬运、竖立、刻制、磨光都需具备相当高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尽管今日看来虽然孤立，残损不全，却不愧为古代印度艺术的杰作。这些石柱以柱身刻诏谕铭文，柱顶则雕镂极精，其中尤以鹿野苑的柱顶雕刻最为著名。

鹿野苑(今萨尔纳特）是佛祖最初说法之处，阿育王在此竖立之柱当然也具最为神圣的宗教意义。我国唐朝高僧玄奘访问印度时尚见此柱昂然耸立，并说全柱高达70余尺，现今柱身已毁，惟其精美绝伦的柱头尚保存完好，已移藏于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高两米的柱头雕刻以下部作莲花座，上承圆盘，四侧刻四法轮及奔马、瘤牛、大象、牡狮四兽浮雕，象征佛法及于宇宙四方。圆盘之上再刻以四只合体雄狮的雕像，即每只狮子只见头、胸与前足，身躯则互相联成一体，四狮各对应着圆盘上的一个法轮，也有弘扬佛法之意(按原来设计，四狮身上应承以金属的法轮，现此物已失）。圆盘上的四兽和这尊联体四狮的雕像都极为生动雄伟，富于气韵，刻工精绝，至今犹光彩照人，因此被公认为世界艺术宝库中象征性、写实性与装饰性完美结合的雕刻杰作，今日印度国徽即取其造型图案。从艺术源流看，四狮合体之形与柱头结构有类似波斯石柱之处，但精神和风格则具印度特色。雄狮造型轮廓分明，均衡对称，头颅和胸部的鬣毛雕成集束火焰状，面容威猛沉雄，肢足道劲刚健，充溢着印度雕刻特有的生命活力。至于那些莲花、法轮等佛教象征，大象、瘤牛等印度动物，所展示的印度艺术本色就更为突出了。特别是那只瘤牛的形象，不仅以其自然、率真的生动令人难忘，其造型和远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印章上的图样如出一辙，令人吃惊地显示了印度艺术上溯数千年不绝如缕的悠久传统。此外，精绝的石刻工艺使整个柱头光滑圆润，莹洁如镜，也加强了作品雄浑柔和互见、粗豪细腻同具的总效果。无怪乎独立后的印度人民要把它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了。

阿育王建立的数以万计的窣堵波则使这一佛塔建筑形式最后定型，覆钵式半球状塔体更见规整，围栏虽仍属木构，雕饰却益增其美，只是佛传、本生故事中仍一律禁用佛象，只以法轮、足迹等象征图符代之，更无圆雕佛像之作。阿育王的窣堵波现已无原物留存，因为已知的阿育王建塔之处日后都经翻建增修，原有塔体已被埋于后代增建的结构之内，如著名的桑奇大窣堵波便是如此，现今所见的塔体是公元前2-1世纪填土增建之物，阿育王原塔则已埋于其内，原来的木雕围栏，后世亦改为石雕，只是佛像的象征表现法仍一脉相承。直到公元1世纪，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才有佛像之作。

孔雀王朝开创的佛教艺术体裁中影响深远者还有石窟寺的制作。凿石开窟的工艺也由波斯传来，与阿育王广造磨崖石刻之例相近。最早的印度石窟现存者当推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马尔石窟群，其中以洛马沙梨西石窟保存较完整。此窟单穴一门，高仅4米，代表石窟开创之际的简易形制，石穴为椭圆形，只作单人修隐之用。但石窟门面雕饰比较细致，完全按当时木构僧舍凿刻，在拱形门楣上加以茅棚式券顶、柱、梁、檩、椽皆无遗漏，门楣还刻有一道装饰浮雕，以群象礼拜佛塔(佛的象征）为题材，象群姿态憨厚可喜，窟门修饰可谓精心。孔雀王朝时期开始的石窟制作在日后印度各地大有发展，规模体制皆精益求精，使石窟寺在印度佛教艺术中占重要地位，并传于东南亚和中亚各地，最后进入我国。